黑龙江省中共哈尔滨市委办公厅


哈办发[2002]43号


中共哈尔滨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市委各部办委及人民团体，市法院、市检察院：
　　根据《中共哈尔滨市委直属机关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和《关于市委直属机关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的补充说明》，结合目标管理工作实际，形成了《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工作。
　　
　　　　　　　　　　　　　　　　　　　　　　中共哈尔滨市委办公厅
　　　　　　　　　　　　　　　　　　　　　　　　2002年12月18日



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
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哈尔滨市党政群机关目标责任制实施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纪委，市委各部办委局，市委党校、《学理论》杂志社、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市文联、市社科院、市社科联、市侨联、市工商联、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市计划生育协会，市法院、市检察院。
　　第三条　本办法由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目标制定和下达
　　第四条　制定目标的主要依据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市委全会确定的年度工作任务和市委确定的年度重点工作实施专项推进，需要部门和单位落实的任务。
　　（二）市委为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所作出的决议、决定及根据形势任务提出的阶段性工作，需要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的任务。
　　（三）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需要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的任务。
　　（四）上级主管部门部署和本部门（单位）的主要工作任务。
　　第五条　制定目标要遵循实事求是、科学合理、重点突出、开拓创新、讲求实效、便于操作和考核的原则。
　　第六条　市委机关目标体系的构成及主要内容市委机关目标体系由重点工作目标、业务工作目标、共性目标和自身建设目标构成。主要内容：
　　（一）重点工作目标。指由部门和单位负责落实的市委中心工作任务、市委确定的对重点工作实施专项推进任务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重点工作任务。具体目标项目原则在15小项以内，部门应完成的日常工作和一般性工作不纳入此目标。重点工作目标应量化、具有可操作性，并注明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不能量化的目标要具体化，用完成目标的要求、达到的程度等表明。重点工作目标由部门领导组织制定，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市委主管领导审签，年终由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考评。
　　（二）业务工作目标。指由部门和单位结合自身职能任务自行制定的工作目标。由各部门和单位自行组织分解细化到处、室和责任人，作为完成重点工作目标的保障和补充。业务工作目标由部门和单位制定并负责组织监控和考评，目标任务落实情况报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三）共性目标。指扶贫、保密、档案、老干部和信息工作等由市委确定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的单项工作目标，由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和考评，并将考评结果报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
　　（四）自身建设目标。指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目标，由市直属机关工委负责制定和考评，报市委主管领导审签后下达实施。
　　第七条　因工作任务、内容有变动及其他特殊情况，确需对个别目标项目进行调整时，要在每年10月1日前向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书面请示，经认定批准后生效。
　　第八条　各部门、单位制定的重点工作目标和业务工作目标要明确目标工作任务、目标内容及标准、完成时限和领导分工，填报《年度目标呈报表》，经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和市委主管领导审签后，由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制发《年度工作目标责任落实分解汇编》。

　　第三章　目标监管
　　第九条　实行目标管理领导责任制，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抓好自身分管目标的落实，又要按照分工和责任范围对所属部门和单位的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影响工作进展的突出问题。
　　第十条　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采取抽查、跟踪督查、情况反馈、协调指导、推广典型等形式，加强对目标管理工作的运行监控，保证各项目标的落实。

　　第四章　目标考评办法
　　第十一条　各部门、单位每半年向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报告一次各项工作目标的落实情况、目标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推进落实措施。年终呈报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和目标管理工作总结。
　　第十二条　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每半年对各部门、单位承担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一次抽查考核，考评减分年终一并综合计算。
　　第十三条　年终综合考评
　　（一）在各部门、单位年终自检自查的基础上，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按照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的授权及有关要求，组成综合考评组，分别对各部门和单位所承担的重点工作目标、共性目标、自身建设目标进行全面考评。
　　（二）从市委机关的实际出发，按照工作职能相近、工作特点相近、工作内容相近的原则，对被考评部门和单位进行分组考评。
　　（三）各综合考评组对被考评部门和单位重点工作目标的考评结果，经综合考评组组长和被考评部门、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后，由综合考评组形成评定意见，交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四条　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参考各考评组的评定意见，并结合日常目标管理的监管情况，对年度目标管理工作和年终考评情况进行审核综合，报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审定后予以通报。

　　第五章　计分办法
　　第十五条　《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分解汇编》中确定的重点工作目标基础分满分为65分；增分（含部门和单位创造性开展工作、工作获奖、工作经验、调研成果等内容）满分为15分。业务工作目标不计分。共性目标实行减分制，每方面工作减分一般不超过１分。自身建设目标满分为30分。
　　第十六条　综合考评计分原则
　　（一）重点工作目标计分原则。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分解汇编》中确定的重点工作目标，得基础分65分。
　　（二）增分的内容和原则。部门和单位在本年度落实市委中心工作任务、市委确定的重点工作专项推进任务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重点工作任务中，结合职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工作获上级部门奖励的、工作经验和调研成果被上级肯定的、目标日常监管成效显著的予以增分，由部门和单位提供佐证材料，报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核准。创造性开展工作增分需经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审定，其他三项（获奖、经验或调研成果、日常监管）增分由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审定。
　（三）增分的依据及标准：
　　１、创造性开展工作。部门和单位围绕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领导关注的重点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本部门和单位的职能作用，主动为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领导决策服务，认真为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每件加1分，累计不超过7分。
　　２、部门和单位获奖励的工作（含单项工作），其中国家级的加1分，省（部）级的加0.5分，市级的加0.3分，累计不超过2分。
　　３、部门和单位工作经验、调研课题被市级以上会议、报刊杂志交流推广的，国家级的加1分，省（部）级的加0.5分，市级的加0.3分，累计不超过3分。
　　４、目标管理日常监管工作，其中主要领导重视并亲自组织制定目标、加强日常监管和考评工作，工作有计划、有制度、有措施、有创新、有专人负责，成效显著的加1分；目标分解科学规范、落实到人，能按要求及时反馈目标运行情况的加1分；在组织实施目标管理工作中有典型经验并被市委直属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的《目标管理简报》采用的加0.5分；目标管理工作档案健全，管理规范的加0.5分。累计不超过3分。
　　（四）综合考评减分原则：
　　１、凡未完成重点工作目标的，按未完成该项目标的百分比乘该项分值予以减分。
　　２、当年工作受到国家、省、市通报批评的，分别减3分、2分、1分。
　　３、当年工作受到国家、省级部门（含领导小组）通报批评的，分别减2分、1分。
　　４、发生责任事故的，按其损失程度和影响减1—5分；损失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为不达标单位。
　　５、部门和单位因工作失误影响社会稳定工作的，如发生非法宗教活动、“法轮功”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集体越级上访、非法游行、聚众闹事、停工、停产及带有政治倾向的群体性事件等，视情况减1—5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为不达标单位。
　　６、没有领导分管目标管理工作或日常监管工作不力的；半年和年终没有及时反馈目标运行情况的；目标管理工作资料缺项、管理不规范的分别减1分。
　　（五）共性目标由各主管部门组织考评，并在1分范围内实行减分办法，考评结果报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
　　（六）在半年或年终考评中弄虚作假的，发现一次减1分，两次以上加倍减分，性质严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取消考评资格。
　　（七）因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减分的，由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报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审定。
　　第十七条 部门和单位总得分为110分，其计算公式：　总分＝重点工作目标得分＋增分＋自身建设目标得分－减分。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十八条　超标、达标、未达标部门和单位的确定。根据年终考评结果，确定超标、达标和未达标部门和单位，超标分值为106分至110分（含106分），达标分值为100分至105.99分（含100分），未达标分值为99.99分以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第十九条　奖励
　　（一）对部门和单位的奖励。超标部门和单位每人奖金为1500元；达标部门和单位为1200元；未达标的部门或单位不发奖金。
　　（二）依据市目标责任制领导小组确定的标准，给予超标、达标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奖励。奖金由市财政根据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综合考评结果予以拨付。
　　（三）给予超标的部门和单位目标管理工作人员奖励，奖金由各部门和单位按规定自行解决。
　　第二十条　惩处
　　对在考评中弄虚作假的部门和单位，扣发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者当年目标管理奖金。

　　第七章　组织领导
　　第二十一条　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主任由市委秘书长担任，副主任由市委办公厅主任、市直机关工委分管常务副书记担任，成员由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委办公厅主管副主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政法委分管常务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组成。考评委员会成员实行替补制，如担任上述职务的领导岗位发生变动，由新任职的领导自然补位。考评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目标管理工作的督促检查、组织指导、综合协调、日常监管和情况反馈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委机关目标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市委机关目标管理有关文件作废


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

吴 丹 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

摘 要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其不当适用可能导致侦查陷阱。在美国判例法上，从对侦查陷阱的宽容态度到“陷阱之法理”再到“正当程序抗辩”，围绕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演绎了规制侦查权的艰难历程，折射出侦查程序中关注人权保障的深层底蕴。由此得到启示，我国目前实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也亟待法律规范。
关键词 诱惑侦查；侦查陷阱；陷阱抗辩；正当程序抗辩；法律规制


为了侦缉某些隐蔽性强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往往设计某种诱导犯罪的条件或机会，待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当场将其拘捕。这种运用诱导性手段进行刑事侦查的例子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侦查机关也将这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当作出奇制胜之法宝。问题是，如果被诱惑者原本乃清白之人，并无犯罪意图，他仅仅因为侦查人员实施的强烈诱惑而犯罪，侦查机关是否有罗织圈套、陷人入罪的嫌疑？如果这种侦查手段是违法的，那么作为公民有没有权利对之提出抗辩呢？
让我们看看最早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美国，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美国于1910年FBI成立后，就开始将这种诱惑性手段运用于刑事侦查中，在间谍活动频繁的二战期间尤甚。学界称之为Encouragement[1]，可译为“刺激侦查”或“诱惑侦查”。它又因被诱惑者先前有无犯罪倾向而在理论上区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后者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侦查陷阱（police entrapment）。对侦查陷阱的经典定义表述为，“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implant ）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2]这种侦查方法曾被侦查机关不加区分地广泛采用，并为法律所容许，但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3]然而，对于侦查陷阱进法律规制的过程，在美国判例法上却演绎了一段漫长之路。
最早对侦查陷阱进行规制的案例乃要溯及到1932年的索勒斯（Sorrells）案 [4]。该案发生在美国禁酒法（the National Prohibition Act）时期，装扮成旅行者的侦查员在与索勒斯交谈中，得知二人在一战时曾在同一部队，于是便借战友情再而三地纠缠索勒斯，要求其提供威士忌。索勒斯虽极不情愿，但难违战友之情，最终提供了威士忌，随即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和二审都对索勒斯作出了有罪判决，但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决定本案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应处罚由于侦查人员的行为而制造的原本清白的公民所实施的犯罪”，“如果被告人以‘陷阱’为由主张无罪，那么理应接受相关的个人行为与品格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仍使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那也只是抗辩的性质自身招致的结果而已。”据此，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撤消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从而首次以判例确认了“陷阱抗辩”（entrapment defense）。然而，对于判断构成陷阱的依据，几位法官内部稍有分歧。主审法官Hughes 为首的多数派认为陷阱抗辩旨在禁止执法人员通过“引诱无辜者(innocent person)犯罪进而对其惩罚”的方法来进行刑事侦查，因此陷阱抗辩应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的意图（intent）或倾向（predisposition）；而Roberts等少数法官则认为“对于因政府自身的侦查行为鼓励（instigate）的犯罪，法院应该关闭对该罪进行审理的大门（即驳回起诉）”，从而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政府的行为是否在诱导犯罪。[5]这种分歧就为以后关于陷阱抗辩的主观说（Subjective approach）和客观说（Objective approach）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58年的谢尔曼（Sherman）提供毒品案[6]，是形成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的标志性案例。该案是因侦查机关的耳目在一家诊所治疗毒瘾时，遇到了也在那里治疗的谢尔曼，遂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多次要求对方提供毒品，谢尔曼再三推辞，但最终还是为他弄到了几包毒品，因此被逮捕。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援引了索勒斯一案中Warren法官的话，“决定陷阱抗辩是否成立，必须在坠入陷阱的‘轻率的清白者’（unwary innocent）和‘轻率的犯罪者’（unwary criminal）之间划一条界线”，再次肯定了索勒斯案中多数派的意见，撤消了地方法院对谢尔曼的有罪判决。同样地，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也有类似前案的内部之争，但仍然是主观说占了上风，从而使该案与索勒斯案一脉相承，确定了以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倾向作为侦查陷阱成立与否标准的“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llors-Sherman Test），“陷阱之法理”基本形成。
二
尽管以“索勒斯——谢尔曼准则”为代表的主观标准说占据了美国司法界“陷阱之法理”的主导地位，但在学术界却引发了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的争鸣。前者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后者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孰是孰非，几十年来在美国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
反对主观说的人认为，“不关注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区别有犯意（predisposed）和无犯意（nondisposed）——这正是主观说忽略的因素”[7]，因而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并且由于主观犯意很难判断，企图设定一个界限无异于制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8]因而不易把握。虽然联邦司法系统和多数州采纳了主观说，但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说仍然取得一席地位，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等13州法院和多数学者的支持，并且被《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所认可。[9]客观说早期以源于大陆法系的“诱惑者之法理”（Law of agent provocateur）为理论基础，后继联邦最高法院部分法官和一些学者的发展完善，得以对抗主观说。它强调陷阱之构成应考察诱惑侦查本身是否具有诱发他人产生犯意的性质，而衡量的标准往往集中于侦查人员有无实行诱惑侦查的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他们提了两个原则[10]：（1）如果警察的行为引发了正常守法者的犯罪动机（motive）而不是普通罪犯意图，则侦查陷阱成立，例如，行为引起了某人处出于友情或同情犯罪而非因谋求个人利益或其他犯罪目的；（2）积极的（affirmative）警察行为如果通常能吸引一个正常的守法者参与犯罪，则同样构成侦查陷阱，例如警察行为包括：保证被告人所为不犯法或该犯罪不会被侦查，提供过高的报酬或类似的诱惑。
批评客观说的人指出，同样适当的诱惑行为，如果针对那些自制力弱的人，则很可能是违法的；同样的过分的诱惑行为，如果针对意志力强的狡猾的犯罪，则可能毫无作用。[11]那么，完全抛开被告人的主观因素来判断侦查行为是否构成陷阱，无疑也不能避免片面性。
主观说和客观都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有人提出两者沟通说。[12]他们认为这种分类过分扩大了两者的差别，其实两者是相通的，理由有：第一，客观说所依据的可能性（likelihood）在很的程度上依赖于诱导所针对的目标（target）只要警察将其注意力直接指向那些有犯意的人，构成侦查陷阱的风险客观来说就很小，诱惑行为就是允许的。在大多数情况中，只要被告人存在犯意，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是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第二，大多数法院采纳客观说时都辅之以起因要件（causation requirement），此要件意味着被告人不仅须说明诱导行为的非正当性，而且须说明诱惑行为致使他犯罪。如果此要件被严格采用，实质上主客观说之间的差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在德劳瑞恩(Delorean)案中，主客观沟通说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德劳瑞恩当时急需一千万美元来拯救其汽车公司，FBI的情报人员霍夫曼系德氏以前的邻居，向他透露了从事的毒品交易，怂恿德氏卷入大宗的毒品交易并利用其名下公司洗钱。德劳瑞恩因此遭到了逮捕，但结果被判无罪。尽管从陪审员事后发表的评论来看，他们似乎采纳了客观标准说，但有人指出，该判决不但是以否定FBI采取的侦查行为方法为基础，而且还基于政府不能证实德劳瑞恩的犯罪之结论[13]。这实际上结合了主客观说之证明责任，给予主客观因素相同程度的关注，于是差别就无形中被模糊(smudged)了。
三
1973年的拉塞尔(Russell)案中[14]，陷阱抗辩开始被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在该案中，侦查机关为了破获制造毒品的犯罪组织，向拉塞尔等被告人提供了一些制造毒品必需的原料和器材（并非违禁品但入手困难），侦查人员以此为便利得以查看制毒现场并获得了毒品样品。当被告人利用这些原料和器材制造出毒品后，即以制造、贩卖毒品为由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判决有罪，被告人不服，在二审时他援引了违法收集证据的排除法则，主张侦查机关参与犯罪并在犯罪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从而认为对自己的起诉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被告人的理由，Stewart、Brennan和Marshall法官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确不允许执法机关为了使被告人被判有罪而采取违反刑事诉讼原则的过分行为，但是本案中的侦查机关仅仅向被告人提供了并非违禁的原料，并未违背违法收集证据法则，故被告人主张的正当程序抗辩不成立。在本案中，法官讨论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原有范围，而上升到政府的行为“是否违背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principles of due process）”、“是否违背基本的公正(fairness)和普遍意义上的正义(justice)”的高度，[15]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该案及随后的汉普顿案（Hampton v.U.S.,1976）中，联邦最高法院都否定了被告人的宪法性（constitutional）抗辩，但并不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正当程序抗辩不会被采纳，因为正当程序乃是支撑美国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果然，在1978年的托戈（Twigg）制造毒品案[16]中，第三巡回法院首次采纳了正当程序抗辩。这起案件是由侦查人员与友人托戈交往时，共谋制造毒品，之后又由侦查机关提供制造器材、原料和场所，当托戈与该侦查人员共同提炼出6磅毒品后，受到了逮捕和起诉。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完全是以起诉虽有犯罪前科但过着平静生活的被告人为目的，“我们不能容忍执法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和对由此诱发的犯罪所作的起诉。”他们认可了被告人提出的正当程序抗辩，从宪法角度批评了国家执法机关诱使清白的公民犯罪的极端行为。但是由于该判决是由第三巡回法院而非联邦最高法院所作，自然也遭致了一些非议，有的法院就遭讽正当程序抗辩是侦查陷阱的“私生子”(illegitimate offspring)，对此有学者马上回应说，保护个人的宪法权利并不必然要求“大法官之足”（chancellor’s foot）先行。[17]
由于正当程序抗辩超越了传统的主客观之争，将政府行为纳入到合宪法性角度进行考虑，更严格地限制侦查陷阱的实施，因此，在诱惑侦查频繁发生的七八十年代之美国，其对于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扩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后发生的震惊美国ABSCAM事件，使得对侦查陷阱进行法律规制遂成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共识。以此为契机，美国司法部制定了《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Attorney General’s Guidelines on FBI Undercover Operations)，该基准在注意不与正当程序原则和“陷阱之法理”相抵触的前提下，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的许可基准、申请程序的实施期间，从而实现了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对诱惑侦查的规制。

四
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利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18]作为侦查机关，维护社会安定，有效地打击犯罪是其职责所在，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许多新型的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以其高度的隐蔽性和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诱惑侦查的产生正是顺应了更有效打击犯罪的需要，并被实践证明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侦查手段。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然而，正如本文所引案例时指出的，这种侦查带来的一个最大危害是可能导致诱人犯罪，侵犯公民的权益。那么，在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同时就应当防范“侦查陷阱”的形成。美国从对诱惑侦查的过于宽容到以“陷阱抗辩”限制，最后将之纳入宪法的“正当程序抗辩”，充分表明了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围绕着诱惑侦查权的行使和抑制，生动展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透过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体会到刑事程序应具有的对于个人权利的深切关怀。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学界对于诱惑侦查理论还相当陌生，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的犯罪侦查中却是存在诱惑侦查手段的。但是，这种实践中通行的做法在法律上却找不到相关的依据。虽然公安部在1984年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中曾对特情设制和证据采纳方面作过一些简单规定，但法律上对诱惑侦查的明确规制则依然是一个空白。如何面对侦查陷阱——这是关系到实现侦查法治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中专横之恶和危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19]基于此，笔者由美国关于规制诱惑侦查理论得到启示，简要提出如下几点规制我国诱惑侦查的建议：首先，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具有相当隐蔽性的无被害人案件，而且限于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对政治犯罪则鉴于ABSCAM事件教训，不宜采用；其次，诱惑侦查对象应当针对那些“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再次，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适度性原则，不得以侦查人员为主采取过分诱惑行为；最后，从程序控制上说，应当设定一个严格的审批监督程序，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
面对侦查陷阱，我们也应当享有说“不”的权利。“程序的法治化，首先应当是侦查权力的法治化。”权力必须得以行使，但必须是合法地行使，侦查的合法界限在于侦查必要性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衡平，诱惑侦查的底线在于不能设置陷阱，不能诱人犯罪。在弘扬程序正义，实现法治的今天，我们是否应当检讨司空见惯的权力运作之隐患，是否给予弱小的个人权利以更多的关注？这种思考对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严打”或许是一贴清凉剂。

作者地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研9901班，邮编：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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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