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0年5月26日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保护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指：
（一）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二）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学、诗歌、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
（三）具有民族民间特色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传统的文化艺术、民族体育和民间游艺活动、文明健康或者具有研究价值的民俗活动；
（四）集中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民居、服饰、器皿、用具等；
（五）具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建筑、设施、标识和特定的自然场所；
（六）具有学术、史料、艺术价值的手稿、经卷、典籍、文献、谱牒、碑碣、楹联以及口传文化等；
（七）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
（八）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制作技术和工艺美术珍品；
（九）其他需要保护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第三条 本条例列举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和实物，确定为文物的，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
第四条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领导，并且将其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其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四）管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经费；
（五）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处罚。
民族事务、教育、旅游、规划、建设、新闻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文化行政部门共同做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
第七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义务。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各民族公民开展健康有益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
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不得扰乱公共秩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和损害公民身心健康。

第二章 保护与抢救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民族事务等部门组织对本地区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普查、收集、整理与研究。
鼓励民族和文化艺术研究机构，其他学术团体、单位和个人从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考察、收集与研究。保护研究成果，提倡资源共享。鼓励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第十条 对于即将消失的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文化行政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抢救。
从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考察与研究，应当注重对原生形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项目的保护与抢救，并且做到准确、科学。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发挥各级文化艺术馆在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本地区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第十二条 对于收集到的重要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有关单位应当进行必要的整理、归档，根据需要选编出版。重要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实物，应当采用电子音像等先进技术长期保存。
整理、出版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应当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保持其原有风貌。
第十三条 私人和集体收藏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资料、实物等，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征集属于私人或者集体所有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和实物时，应当以自愿为原则，合理作价，并且由征集部门发给证书。
鼓励拥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实物的单位和个人将资料、实物捐赠给国家的收藏、研究机构，受赠单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奖励，并且发给证书。
第十四条 境外团体和公民到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学术性考察与研究，必须报经省级文化行政或者民族事务等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核，由省级外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对于限制摄影、录音、录像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和实物，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和资料、实物所有者同意，不得摄影、录音、录像。

第三章 推荐与认定
第十五条 对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经过推荐批准，可以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
（一）本地区、本民族群众公认为通晓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内涵、形式、组织规程的代表人物；
（二）熟练掌握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技艺的艺人；
（三）大量掌握和保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原始文献和其他实物、资料的公民。
第十六条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经本人申请或者他人推荐，由县级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民族事务部门初审，地、州、市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民族事务部门审核，省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民族事务部门批准命名。
第十七条 具有优秀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或者工艺美术品制作传统的地方，可以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应当以其有代表性的文艺形式或者传统工艺美术品冠名，其文艺形式或者工艺美术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历史悠久，世代相传，技艺精湛，有较高艺术性、观赏性的；
（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
（三）在当地有普遍群众基础或者有较高开发利用价值的。
第十八条 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自然村寨，设立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能够集中反映原生形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
（二）民居建筑民族风格特点突出并有一定规模的；
（三）民族生产生活习俗较有特色的。
第十九条 命名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设立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应当尊重当地各民族公民意愿，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申报，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审核，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建设应当遵守批准的保护规划，保持原有的民族特色。
第二十一条 社会各界和公民个人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项目作出推荐或者提出要求保护的申请，经审核认定后，列入保护范围。

第四章 交易与出境
第二十二条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工艺美术珍品的经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禁止经营珍贵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原始资料和实物。
第二十三条 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的珍贵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资料、实物，除经有关部门批准的以外，一律不得出境。
第二十四条 除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之外的其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和实物，以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新开发的产品，允许交易和出境。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专项经费，专项经费由省人民政府拨款、社会筹集和接受国内外捐赠等构成。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补助下列项目：
（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重大项目的保护与研究；
（二）征集收购民间传统文化珍品、珍贵资料和实物；
（三）贫困地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
（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命名表彰。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于国家设立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研究、保护机构在研究、保护工作中必要的经费，应当予以保障。对于有重大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保护、研究项目，应当给予专项拨款。
第二十七条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可以按师承形式选择、培养新的传人，并按照第十六条规定批准命名。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依法开展的传艺、讲学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受本条例保护。
对于被命名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命名部门应当为他们建立档案，支持其传承活动。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适当给予生活补助。
第二十八条 对以文化艺术形式命名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其开展有关文化艺术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对有开发价值的、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统产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对于需要保密的工艺美术品的工艺技术，职能部门应当确定密级，依法实施保密。
第二十九条 对批准设立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当地人民政府应给予政策上的优惠照顾和资金上的扶持，省文化行政、民族事务、旅游部门适当给予补助。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研究、整理等方面的经费投入，依照国家有关文化经济政策，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地开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项目。
（一）鼓励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品、服饰、器皿等旅游商品；
（二）对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特色的民居、场所等，应当妥善加以维护、修缮，有重点地对游人开放；
（三）有计划地组织集中展示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展演及其他活动；
（四）有规划地建立和恢复能集中反映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设施；
（五）各地应当挖掘、提高本地健康的、有浓郁特色的民俗活动表演项目，增强其观赏性；
（六）鼓励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
（七）设立云南省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网站，扩大对外宣传；
（八）应有重点、有选择地做好民族民间原始经文、典籍、文献的翻译、校阅、出版等工作。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认真组织实施本条例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或实物捐赠给国家的；
（四）从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抢救、发掘、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成绩显著的。
第三十三条 由于玩忽职守、保护不力致使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珍贵资料和实物受到损坏、被窃和遗失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并且没收其摄录的资料。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文化行政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海关会同文化行政部门没收其资料和实物，并依法给予经济处罚。
第三十八条 在进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考察、收集、采访、整理和研究过程中，违反民族政策，不尊重民族习惯，伤害民族感情和利益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赔礼道歉，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



2000年5月26日
论期货交易的客体

李楠 彭晶


期货交易是由远期交易合同发展而来，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为规避现货交易中存在的风险。随着期货交易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期货市场，这时期货交易已不仅仅是为了规避商业风险，而且具有价格发现、套期保值、投资获利等多种功能。目前我国的期货市场已经形成并蓬勃发展着，这就需要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而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必须在理论上对期货交易法律关系进行透彻的研究。这其中期货交易的客体到底是什么，对期货法律关系的明晰至关重要。
一、关于期货交易客体的不同观点
期货交易因该如何准确的定义，首先就要搞清楚期货交易的法律客体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学术上一直有所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商品说”和“合约说”两种观点。
（一）、商品说
“商品说”认为期货交易的客体是期货，即期货商品。期货交易就是交易者在期货交易所内通过订立标准化合约进行期货商品买卖的行为。期货合约是高度标准化的远期双务合同，合同的标的是给付行为，因此，“期货交易人下单买进或者卖出期货的行为，相当于现货交易中订立合同时的要约和承诺。”对于价格条款的确定，就相当于期货交易者就整个期货合同达成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期货结算机构是期货交易的保证人，它为合同双方的债务提供担保。
“商品说”的观点把期货交易的客体界定为“商品期货”, 反映出了期货交易与传统商品交易的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 有效地把握住了期货交易的经济本质, 应当说较为妥当。但是并不全面。因为进行实际商品交割的期货交易只占全部交易的1—5%。另外，从交易双方的目的来看，大多进行卖空买空的操作，而非真正的购买商品。因此，“商品说”没有反映期货交易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当事人进行期货交易的真正目的。简单的把期货交易等同于远期现货交易。
（二）合约说
“合约说”认为期货就是期货合约的简称，期货就是以特定价格买卖在将来某一确定时间交割的货品的合同。期货交易就是在专门的场所对期货合约的竞价买卖。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期货交易的客体，也是期货的外在表现形式。 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即对冲平仓行为。这种转让“由于是期货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所以通俗地说成买卖合同”。这一学说在我国甚为流行，立法机构也一度十分赞成此说。例如，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奔办法所称国债期货交易是指以国债为合约标的物的期货合约买卖。”我国1999年６月２日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采纳的也是这种观点，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期货交易，是指在期货交易所内集中买卖某种期货合约的交易活动。”另外，我国台湾的期货交易立法对此观点也给予了支持。
这种观点将期货交易的客体放在期货合约上，很具有启发性。然而，这种观点将期货合约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客体，那么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如何解释呢，在概念和逻辑上似乎存在问题。
（三）、其他观点
“商品说”与“合约说”是关于期货交易客体的两个主要观点，但由于二者皆有缺陷，因此在此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折衷说”。 折衷说又可以分为传统的折衷说和新折衷说，传统折衷说认为，第一份被转移的期货合同是合同双方买卖期货商品的合同，买卖双方拥有的是一种将来债权和债务。此合同之后的所有对冲平仓操作，均可看作是此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也就是说期货交易的过程是成为新的买卖期货合同和此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当转让结果最终出现合同主体合为一人时，便发生债的混同，从而导致合同法律关系的终结，完成整个交易流转过程。如果转让结果并未导致合同主体归于一人，则将来债权和债务的条件得以成就，于是产生实物交割的现实及债权债务的生效。
新的折衷说认为：期货交易并非是某一类型的标准化的购销合同，并非只是一个层次上的合意，并非是一始贯终的。期货交易不必非“买卖商品”便“买卖合约”，而是交易者在期货交易所内通过公开竞价达成的合同，该合同的标的是交易者同结算所达成中介合同的行为，中介合同确立了交易者在未来以标准合约为范式而成立买卖合同的缔约权利和缔约义务。
传统的折衷说在合约说的基础上建立，只不过将第一张期货合约独立出来，而新的折衷说又新创一个“中介合同”的概念，这两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将期货交易的概念复杂化，似有法律强奸生活之意。
二、期货交易客体的重新审视
述几种观点都没有全面准确的反映期货交易的客体。期货交易从本质上看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期货交易法属于民法特别法的一种，因此，研究期货交易的客体应该从民法的基本理论入手。
在民法理论中，民事法律关系均指向一定的对象,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以此对象为媒介, 以权利义务为内容而紧密相连。这个对象, 一般被称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或标的。在债法和合同法的理论上,客体、标的、内容、目的都被用来指称合同债权债务所指向的对象。德国学者往往采用“内容”一词,但其汉语意义过于宽广,可被理解为权利义务的一切作用,因此难以准确表达所指向的对象;日本学者通常使用“目的”一词,这更易被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或行为动机,从而缺乏客观性。客体和标的在合同债权债务中,并无实质区别,可以混用。 这样看来，期货交易的客体, 也可称之为期货交易的标的, 是指期货交易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依该表示的内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是行为能力适格者发表其自由形成的私法效果目的的行为。 期货交易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属于契约行为，同样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要理解期货交易的本质，就要从当事人的内心本意入手。
前面已经说过，期货交易是由远期现货交易发展而来的，现今已形成比较成熟的市场体制。除了极少数的当事人是为了进行实物商品交易，多数当事人进行期货交易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即规避风险和投机套利。由于交易目的和性质不同，其行为方式也就有所不同，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就因此而有所区别。
（一）、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其法律关系客体为商品即物。
期货交易首先要订立期货合约。期货合约是买者与卖者之间的法律合同，要求买方在规定的未来某个交割日以既定的价格买入某种商品，卖方在未来的某个交割日以既定价格买入某种商品，卖方在未来某个交割日以既定价格出售某种商品。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是期货合约的实际履行。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当事人的目的就是在未来某日买进或者卖出某种商品，这时这种合约中指定的商品就是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因此期货交易的客体就是期货合约的客体，也就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未来某日交割的某种商品。这种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本质上属于远期合约交易。
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包括物、行为、知识产品或人身利益。期货商品作为期货交易的客体体现为物。实物如小麦、大豆、铜等作为期货合同的标的物显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股指、利率、汇率也常常被作为期货合约中所指定的商品出现，这些也是物吗？事实上，随着知识产权的出现，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有体物。无体物，即没有实体存在，仅是人们拟制的法律上的物，包括权利，如债权、用益权、地役权等，也成为法律上的物。 之所以可以成为法律上的物，是因为物上的权利是实在的，能给人带来利益的。尽管这种拟制物不能被感官觉察到,只能通过思维去想象。但它同样像具体物一样能够在人们之间转让, 经常被买进和卖出。当然, 对于拟制物, 无法完成现实的交付。因此,实践中采取了货币交割作为替代或补偿。从经济学角度看, 这些拟制物代表的权利和利益不外乎是货币价值,用货币交割正是这一价值的直接体现和实现。
（二）、以投机套利或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标准化的期货合约
实际中，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仅占交易总量的1—5%左右，而在一个健康有序的期货交易市场上,也即在一个期货交易的经济功能(发现价格、套期保值、投机获利)能够得以实现的期货交易市场上, 交易主体必然由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获利者组成, 这些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目的决定了实物交割只能是个别情形, 而通过对冲平仓来了结合同权利义务会占绝对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期货交易的客体就不同于实物交割情形。
套期保值是指交易者为了避免遭受现货市场价格变动所带来的损失，在期货市场买进一个与现货市场上交易方向相反但数量相等的同种商品期货合约，持有一段时间以后卖掉对冲以了结期货履行合同的义务，进而无论现货市场上的价格怎样波动，最终都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盈利的结果，并且亏损额与盈利大致相当，从而达到规避价格风险目的。 保值者转移了风险，就有另外一些人承担了风险，这些人就是投机者，利用期货市场获利的人。投机者是利用其对未来市场的预测，通过买进或卖出期货合约而获益。在这两种情况下，期货交易主体的真正意图已经不是实际购买或卖出某种指定商品，不在于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而在于转移与该商品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或通过风险投资获利。
在这两种情况下，期货交易主体是通过在期货市场上以竞价方式买入或者卖出期货合约，到一定时间后，再以市场价格出售或者再买入相同的期货合约，从而实现套期保值或者投机获利的目的。因此，交易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已经不是合约中指定的商品，而是期货合约。这里的期货合约，是一种事先制定好的标准的合约，统一规定了商品的数量、质量、交割地点、交割时间等等，只有价格是可以变动的，是由市场决定的。从民法理论的角度理解，可以认为是合同一方权利或义务的转移。对冲平仓的过程一般是这样进行的：A与B签订一份期货合约，假设A为卖方，B为买方，经过竞价形式，以投机获利为目的期货交易人B与A以不见面的形式就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达成一致，这样A与B之间就将来某月实际交割的一定数量商品签订合同，且合同生效。这时，A负有到时按合约交付期货商品的义务，B享有到时按交割时的期货价格接受期货商品的权利。后来，期货价格上涨，此时B可以一种期货市场价转让合约之债给C，从而从差价中获利。同样，C也可以再将合约转让给D…… 这一系列的交易过程，也就是合同债权债务不断的转移的过程。但是民法上合同之债的移转需要对方当事人同意，而期货合约的转让却没有这一步骤。因此，有人对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的客体产生怀疑，实际上，这是由于期货合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期货交易是以期货交易人交付一定数额保证金给期货交易所，再由交易所保证期货交易的顺利进行为前提的交易。期货交易人之间并不见面，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期货类似不记名票据，其流通性强。因此，期货交易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转移自己在期货合约中的债权债务，即购买或转让标准化的期货合约。
事实上，大部分期货交易都是通过对冲平仓而了结，实际进行交割的很少。因此，可以认为，标准化的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客体。
三、小结
意思自治是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期货交易同样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期货交易的客体即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应从当事人的进行交易真正意图入手分析其客体。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期货交易的客体因当事人的交易目的和交易行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商品或期货合约在不同的情形下都可以成为期货交易的客体。对于期货交易，笔者认为可以如下定义：期货交易是交易者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期货买卖的行为；在交易者进行实物交割的情形下，期货是指某种商品，包括实体物和拟制物；在交易者为套利或投机而进行买卖对冲的交易行为时，期货是指标准化的期货合约。


参考书目：
1、 文海兴：《期货交易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
2、 毛初颖：《期货合同性质探讨》，《法学研究》， 2000 年第 l 期
3、 高岩，葛虹：《期货交易法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版
4、 施天涛 李旭：《期货交易概念之法理甄别》《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
5、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 周丹：《罗马法原论》（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
7、 郭研：《金融市场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