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2012年3月23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镇饮用水水源是指本行政区域内用于城市和建制镇集中式供水的江河、湖泊、水库、地下水井（泉）等生活饮用水地表、地下水源。

　　第三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应当遵循统一规划、保护优先、综合防治、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规划应当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及水资源综合规划相衔接。

　　第五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实行环境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作为对下级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水利主管部门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农业、林业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城镇饮用水水源，并有权检举污染、占用和破坏城镇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保护城镇饮用水水源。对在保护城镇饮用水水源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规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规划。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规划包括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和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水利、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卫生等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卫生等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规划编制完成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跨行政区的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和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分别由所跨行政区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水利主管部门按照前款的规定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批准的规划组织实施。

　　第九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应当包括：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基础情况调查和环境状况评价，城镇饮用水水源地污染负荷控制，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规划和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核定与补充划分等。

　　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应当包括：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状况调查评价、饮用水水源建设、水源保护、水源涵养以及监控设施和应急措施等。

　　第十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的保护活动应当按批准的规划实施。

　　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和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需要调整时，分别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水利主管部门会同参与规划编制的有关部门提出调整方案，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城镇饮用水水源地核准公布和水源保护区划定

　　第十一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的核准公布，由省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建立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制定工作。

　　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有关市（州）、县（市）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跨市（州）、县（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所在地市（州）、县（市）人民政府商有关市（州）、县（市）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协商不成的，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利、国土资源、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提出划定方案，征求同级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保护城镇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可以调整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范围，确保城镇饮用水安全。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办理程序报批。

　　第十五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陆域边界设置防护网，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的陆域边界设置界桩、界碑或警示标志，确保饮用水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移动、占用、损毁、涂改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防护网、界桩、界碑和警示标志。

　　第十六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具体划分方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城镇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水质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备用饮用水水源建设，保证应急用水。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设备用饮用水水源，并建设完备的供水系统；不具备条件的，应当与相邻地区签订应急饮用水水源共用协议，实现两地供水管道联网。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需要，在本区域内划定预留饮用水水源，并按照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管理要求加以保护。

第四章 城镇饮用水水源的保护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地表水功能区划确定的水质要求和水利主管部门核定的该水域的纳污能力，严格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确保城镇饮用水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条 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家畜家禽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放牧、开矿、采砂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放牧、开矿、采砂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第二十三条 禁止向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倾倒固体、液体（气体）等废弃物。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城镇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新建公路、铁路、桥梁项目，原则上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的，应当经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原审批机关批准，建设单位制定并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第二十五条 城镇饮用水取水口遭到损毁，取水能力降低或者无法实施取水以及可能造成污染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抢修，或者重新设置取水口，保证取水规模和取水安全。

　　第二十六条 城镇地下水水源的保护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利用渗井、渗坑、矿井、矿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二）严格监管防渗漏措施，禁止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三）兴建地下工程设施或者进行地下勘探、采矿等活动，应当采取防护性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四）多层地下水的含水层水质差异大的，应当分层开采；对已受污染的上层滞水、潜水和承压水，不得混层开采。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城镇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采取工程措施或者建造水源涵养林和生态隔离带等生态保护措施，积极开展河道疏浚和生态修复，防止水土流失、减轻库区淤积，避免水污染物直接排入饮用水水体，确保饮用水安全。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调水沿线及湖库汇水区污染综合治理；完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和城乡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防止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污染饮用水水源。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实际需要，在城镇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禁止或者限制使用含磷洗涤剂、化肥、农药等，降低饮用水的化学元素残留指标。鼓励发展生态农业，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

第五章 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镇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预警预报系统，建立城镇饮用水水源水量、水质信息管理数据库系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的饮用水源环境污染事故、环境质量状况等环境监测信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负责发布水文水资源信息。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水利主管部门对饮用水水源的监测资料数据共享。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水利主管部门及所属的城镇饮用水水源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城镇饮用水水源的巡查制度，发现影响饮用水源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或者转交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相关流域、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或者可能受到污染的，应当及时制止和查处。

　　第三十二条 环境保护、水利主管部门发现城镇饮用水水源的水量、水质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应当及时向有关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后，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及时查清原因，采取综合措施，改善水质状况。

　　因重大旱情等不可抗力造成水量不能满足取水需要的，应当优先保证城镇饮用水取水。

　　城镇饮用水水源水质未达标并已影响居民饮用水安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改用其他水源或者改变供水方式，满足居民饮用水需要。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相关流域、区域的排污单位的排污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时，被检查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或者妨碍检查人员执行公务。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制定科学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规划，加强对城镇饮用水水源的管理和保护，做好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并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城镇饮用水水源地水源涵养林及相关植被的保护和管理，改善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管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和评价工作，监测、监督防治地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指导地下水动态监测、评价和预报。

　　第三十七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的年度取水计划由水利主管部门制定并下达。

　　一个供水区域的多个饮用水水源的年度取水计划，应当根据各个水源的水量和水质情况，按照优水先用的原则制定。

　　城镇饮用水水源取水单位应当按照水利主管部门下达的取水计划取水。防止超计划取水，造成水源枯竭。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水利等有关部门以及流域、区域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执法协作机制，提高跨界城镇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水平。

　　因上游地区原因污染下游饮用水水源，下游地区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向上游地区县（市、区）人民政府通报；上游地区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上级人民政府，同时通报饮用水水源地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第六章 城镇饮用水水源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城镇饮用水水源水污染事故处理应急预案，建立专业的应急机构和队伍，配备专业的应急救援设施设备，进行必要的物资储备。

　　第四十条 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城镇饮用水水源水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排除或者减轻污染危害，并在二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水利主管部门报告。环境保护、水利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抄送有关部门。该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告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第四十一条 城镇饮用水水源水污染事故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负责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针对其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城镇饮用水水源水污染事故的信息发布，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城镇饮用水供水管网建设，采取措施保护备用取水口周边环境。发生饮用水水源突发事件导致原水供应中断的，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及时启用备用水源，保障城镇饮用水供应。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顿。

　　第四十四条 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倾倒固体废弃物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罚。在饮用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采砂、取土的，由城镇饮用水水源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按照采砂、取土每立方米十元至二十元的标准处以罚款，有非法所得的，没收其非法所得。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一）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

　　（二）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

　　（三）在城镇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

　　第四十六条 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家畜家禽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游泳、垂钓、放牧、开矿、采砂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放牧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或者溶洞向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放、倾倒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有以上违法行为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有以上违法行为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城镇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有以上违法行为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四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制定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或者所制定的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二）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并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

　　（三）谎报、瞒报或者授意他人谎报、瞒报水污染事故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不按照要求采取治理措施或者不具备治理能力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以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

　　第五十条 移动、占用、损毁、涂改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防护网、界桩、界碑和警示标志的，由城镇饮用水水源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审批、核准建设项目的；（二）未按照规定开展饮用水水源巡查、水质监测和综合评估的；

　　（三）未按照规定处置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未及时上报水污染事故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对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规定，由城镇饮用水水源管理机构管理和处罚的事项，没有设立饮用水水源管理机构的地方或者涉及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管理职权进行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集中工矿区、林区、旅游区及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漫谈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

舒国辉 信州区国家税务局


留意并琢磨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为税收专业人员，我们发现税收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税收政策构成一片汪洋大海，税收法律则是这片海洋中的几个孤岛。在日常执法工作中也是这样，我们查阅以适用税收政策的场合要远远多于查阅税收法律的场合。可以说，依法治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税收政策治税。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为什么税收政策的数量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要大于税收法律的数量和作用，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就从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产生的背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着手，谈谈自己对这个话题所了解到的知识以及对此话题的认识。
一、税收法律：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在本质上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强制、无偿剥夺，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在强调人权高于一切的西方社会，财产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因为人无财产则难以自立。因此，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对税收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税收的征收范围，以免侵害纳税人的财产权益。但国家的税收利益由于具有正当性同样不容侵害。为均衡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税收历来是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税收的要素包括税种、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等以及税收的开征和停征，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其他任何文件均不得涉及。这个原则和传统就是所谓的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步展开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其明显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该规定排除了税收基本制度由其他机关规定的可能性，从而体现了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属性、税收基本原则、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指导方针。目前，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只有第56条的规定，该规定只规定了依法纳税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对公民在税收领域的基本权利宪法则没有提及。这个现象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认为我国在税收领域实行的还是“义务本位”的原则和立场，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法治发展潮流格格不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税收基本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和建立之中，预计不久就将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是我国税收领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纳税人权利将被明文规定，体现出我国税收文明的长足进步。
除税收基本法外，基本的税收实体制度如税种制度等也应属于法律的专属立法权，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由法律形式予以公布。目前我国税收实体法中，税收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几部，其他的税收实体法仅仅由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作出规定。税收程序法方面的表现则好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1992年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2001年进行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其可操作性，成为我国目前税收基本法。但税收程序法无论如何重要其地位和作用均不能代替税收实体法，因此完善我国税收实体法成为我国加强税收法定主义急待解决的问题。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国家正当的税收利益。我国传统上对纳税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功能才得以凸显，但事实上国家税收利益被侵害的现象诸如偷税、少缴纳甚至不缴纳税款、骗取国家税款等也是普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宣示的是严格“依法治税”的理念，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就是要严格地制定并实行税收法律，依法保障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合法利益。税收法律再完善，如果得不到实行，我国仍然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当前我们不仅要关注税收立法制度是否完善，更要关注税收法律的实行状况。
二、税收政策：体现税收能动主义
当代法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立法权则相对处于保守的立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行政权力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张，现代行政已经从“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被动行政演变为为社会提供最多福利的主动性“福利行政”；行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立法部门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完成相关的立法任务；行政工作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行政法律制度相比于民事、刑事法律制度具有更大的变化性。行政工作的变动性决定大量的行政执法制度不适合由立法机关以立法来规定，因为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动性过大将使法律失去权威而得不到尊重和实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两个国家制定了《行政法典》的事实就是证明。
在行政执法需要相关依据，但立法在客观上又不能满足行政机关的需求的情况下，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定基本的行政执法制度，具体的制度则留给行政机关本身以行政法规、行政政策的形式来完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由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进行相关立法的“委任立法”不断增加，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动性以取得最佳的行政管理效率。这种行政权力由被动型演变为主动型以及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状况与过程，我称之为行政能动主义。税收能动主义就是表现在税收领域的税收行政执法权力在广度、深度上的拓展，有时这种拓展延伸到立法、司法方面。向立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政策的制定，向司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行政复议等。税收立法数量偏少的基本原因就来源于当代法治发展的这个大背景。
税收政策代表的税收能动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税收行政工作变动性极大导致税收行政在本职上是依照自由裁量权而进行的自由裁量行政，在税收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或者税收法律规定空间过大导致税收行政执法幅度过大时，由税收行政机关适时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作出相关规定或对税收法律的规定进行细化，就成为完善税收行政执法的客观需要。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弥补税收法律空白的作用；税收法律规定不符合税收实际情况时，可以由税收政策在适当范围内作出某种变通以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完善税收法律的作用；税收政策承担着调控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职能。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时期性、变动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比如国家为了促进或限制某项产业的发展，就要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而税收政策是基本的产业政策之一。国家给予某个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相反国家对某个产业制定比较严肃的税收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
三、约束与发展：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的矛盾运动
税收法律与税收政策各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理由，两者有何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在本质上，法律也是某项政策（只不过是具有长期性、基本性的政策），税收法律在本质上也是某项税收政策，因为税收法律也是国家关于税收的基本政策。但政策毕竟不等于法律，政策要成为法律，必须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政策还不是法律，法律在地位、层次上普遍要高于政策。在税收领域，税收政策在地位、层次上应该低于税收法律，从而税收政策不得不受税收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税收政策只能在税收法律的框架内作出规定。回归到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层次上，其实质是税收行政权不能侵害税收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税收行政政策如果突破税收法律的规定，其实质就是税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侵入了税收行政立法的领域。这种情况在现代法治国家虽然难以避免，但必须严格控制。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权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的突破必须严格控制，税收行政机关随意突破立法权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允许的。
税收政策必须受税收法律约束，这个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税收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政策重于法律”的状况。例如，几个税收法律在税收行政工作实践中时常会被国务院税收行政主管部门以某种形式作出变通，有时这种变通的主体甚至是地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加强税收法律的立法工作，尽力压缩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变通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税收政策的约束和监管，如建立听证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保证税收行政权不随意超越税收立法权等。
税收政策受税收法律的约束，这说明税收能动主义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排斥、限制，但并不意味着税收政策只能按部就班，此外不能有任何能动性。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是一对矛盾，具有相互排斥性但两者同时具有相互依赖、促进性。税收法律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税收法律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永无变化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符合法治实践，否则法律只能是落后于实践的陈腐规定，这样的法律肯定没有生命力。法律不能变动过于频繁，但政策的灵活性就可弥补法律的这个缺陷。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税收法律规定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为税收法律的变化提供方向和内容。税收政策的变化是量变，量变到积累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税收法律的变动这一质变，税收法律变动后又通过税收政策的能动作用实现新一轮的矛盾运动。
为了保持法律鲜活的生命力，立法机关拥有的立法权力由此必须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在某种场合、某种程度上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委任立法”的情况。但让步场合与让步空间的把握，本身是一项政策性十分强的工作，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善于处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及熟练的驾驭税收行政宏观政策的能力，以保证税收政策既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税收法律规定同时又适应不断变化的税收行政执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