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吴英集资诈骗案折射出刑法如何应对金融犯罪的问题，如何在保护和惩罚之间实现平衡的问题。具体来说包括如何避免刑法保护的失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的集资是否存在骗与被骗的相对关系以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的集资是否还存在间接被骗人和间接被害人等。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和刑法自身的多个角度进行思考，也是准确认定此类案件的必要考虑。


　　近期浙江的吴英案件成为一个法治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普通民众从最朴素的“借钱还钱，杀人偿命”的理念出发，无法理解钱借多了还不出竟然也要以命相抵。民营企业家们关注的是，这一案件产生的影响不在于判了个死刑，而在于民间渠道的融资将更加困难，民营企业原本就已经十分困难的融资途径将进一步缩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生路还有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因为金融的国家垄断而产生的吴英案和死刑的判决，国家金融的垄断还将持续多久，金融领域向私有企业的开放还将延后多少时间。法学家们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吴英案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判处死刑。各种人群的关注点不同，足以说明吴英案的判决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我们看不到该案件的全部材料，无法判断吴英案的判决是否正确，但这一案件至少给我们提出了刑法平衡地应对诈骗性犯罪的问题，提出了惩罚与保护之间衡量的问题。

　 一、集资诈骗案中刑法保护失衡的思考

　 在民营经济极为发达的浙江地区，吴英案件只是数量众多的类似案件中的一个，《法制日报》近期一篇题为《暴利驱动定罪模糊致浙江非法集资泛滥》的报道文章，称浙江地区已经有219人因集资诈骗获刑，因集资诈骗获刑人数从2007年的8人上升到2011年的75人，5年增长8倍。该文同时还报道，2011年浙江各级法院审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犯罪244件。[1]如此数量的类似犯罪，可以想象在全国也应该是个庞大之数。而在这些案件中，有多人因非法集资被判处死刑或者死刑缓期执行。我们看到，重刑并没有阻挡非法集资案件的发生，仍然有人为追逐高额回报，从事非法集资或者高利借贷的行为。这些事实说明，吴英案件发生在浙江，这也非个人因素所决定的，而是由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浙江地区会有如此之多的非法集资案发生，不外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民间资本非常充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但又融资非常困难，以国有垄断为主体的银行很难为这些企业提供所需资金，因此民间借贷的盛行也就在所难免，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往往会因资金周转的困难而向民间资金借贷。从某种意义上说，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间的借贷，民间借贷事实上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有的观点认为，非法集资案高发是由货币供求关系严重不均衡造成的。也有的观点认为，非法集资案的高发是民间借贷行为没有合法地位所导致的。甚至有观点认为，吴英案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专家们对非法集资案大量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但从刑法角度来看刑法保护的失衡可能是一个更需要解决的问题。

　 刑法保护的失衡之一，是刑法偏重于对国有金融体系的保护。民间借贷在民法中是合法行为，最高法院也曾明确规定高出银行利息但只要不超出银行同期利息4倍的获利都予以保护。民间借贷在民事法律中尚有其一定的合法地位，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但为何涉及多人的民间借贷却要入罪？这与国家的金融体系没有向民间开放有直接的关系，也与刑法过多致力于国有金融体系的保护有关。可以说，如果我们国家的刑法不是专注于对以国有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金融秩序和金融财产以倾斜性的保护，那么我们国家的民间借贷就有其合法的地位，私有金融企业或者银行就有存在的必然。银行将不再是以国有为主体，主要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地下钱庄将不再属于地下，企业也将不再有现在的融资困难。当民间借贷包括多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成为合法时，以高额返利为标志的吴英等人的非法集资诈骗案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虽然我们国家已经步入市场经济，我们也在要求其他国家将我国视为完全市场化的国家，但我们刑法却没有承担起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保护的责任。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财产的重点保护，对非国有经济和财产的次要保护或者没有保护，在我国刑法中还是普遍的现象。如《刑法》分则第3章第3节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中有不少针对侵害国有公司、企业而设置的犯罪，像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牟利罪等。对非国有的公司、企业的侵害则没有类似犯罪的设置。即使都有设置，但刑法的侧重点也不同，如对贪污可处死刑，对职务侵占罪最高也只有15年有期徒刑。同样，这种片面保护也扩展到金融领域。

　 也许有人认为，刑法的变更需要经济改革的先行，没有经济改革的先行，刑法不可能变更。但这并不是排除刑法应尽平等保护责任的理由。在国家鼓励中小企业大力发展，各地政府也在想方设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今天，如果刑法仍然一味坚持保护国有金融的垄断秩序和垄断地位，而无视中小企业需要资金而国有金融体系难以满足的现实，排斥民间融资的地位和作用，则将是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刑法保护的失衡之二，是刑法保护以企业的成败为标准。对成功企业，刑法予以保护，对失败企业刑法予以惩处，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不正常现象。虽然我们社会始终崇尚“成者英雄败者寇”的传统理念，但承担惩治犯罪、保护社会基本职责的刑法，应当具有平衡保护的功能，不能偏斜任何一方。在社会现实中，企业的发展非常艰难，既要承受资金短缺的风险，也要承受决策或者经营可能失当的风险，更需要承受市场急剧变幻的风险。近年来发生的欧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欧美国家的经济，也同样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使许多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关门停业的屡见不鲜。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金融危机使民营经济的融资更加困难，为了保住已有企业的发展和既有财产，不惜以高额回报的方式借款，以暂度金融危机。民间借贷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也推动了以高额回报为标志的非法集资群体的产生。

　 据《法制日报》报道，2010年浙江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达206起。[2]同样据《法制日报》报道，2009年是浙江省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高发期：台州从2008年的15件7.6亿元上升至2009年的24件9.3亿元；金华市在2009年共有39件，相当于前后4年的总和；绍兴市2009年54件，比2006年增加了4倍。[3]为什么集资诈骗类刑事案件近年来集中爆发？当我们冷静看待这一现象时就不难看到，集资诈骗行为的多发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紧密关系；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立案数和判决数量的成倍增多，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刑法观相关。众所周知，2008年开始产生的影响欧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同样也影响着我国，受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民营企业，而在民营企业中受影响最深的当数中小企业。金融危机导致银根紧缩，中小企业资金实力本来就弱，抗风险能力本身就差。为了保住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发展的企业，不得已采用非法集资方法来缓解资金紧缺的暂时困难，这是近几年民营经济发达地区非法集资案普遍成倍增多的根本原因。面对如此艰难的国际金融环境，企业要想生存只能非法集资，而要集到大量资金，不采用一些虚假宣传方法又怎能获得资金，须知谁愿意花如此高额回报的代价来获取资金呢。刑法没有从国际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方面考虑，也没有从企业身处金融危机的险恶困境中不得已的艰难选择方面考虑，仍然采用沿用已久的简单的三层次推导，只要虚构事实获得财物并且没有归还的就是诈骗，从而将刑法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发挥到极致。

　 毋庸置疑，当需要资金的非法集资者能够通过各种方法度过金融危机，偿还所借的高额回报借款时，相信也不会有刑事案件的发生。反之，当非法集资的企业无法度过金融危机，相关债主紧逼上门时，刑法的介入也就势在必然。刑法应当是全民保护的法律，不能因人的性别差别、地位高低、名声大小、种族差异或者健康与残疾的不同而有保护的不同，同样也不应当因人或企业成功或者失败的差别而有差别地保护，这是刑法应当坚持并奉行的基本准则。

　 二、集资诈骗中的骗与被骗的相对性思考

　 据报道，吴英集资诈骗案所集资金约7.8亿，所集资的对象却仅有11人，其中有不少人本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者。例如，吴英案中借款给吴英最多的林卫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将其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总集资的一半。案发时吴英未归还的林卫平的借款是3.2亿元，而法院最终认定吴英“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也就是说，在吴英这3.8亿元的集资诈骗数额中，属于诈骗林卫平一人的钱款就达3.2亿元。林卫平最终被东阳市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吴英诈骗一个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者的资金即达3.2亿元这一现实，无疑就集资诈骗罪的客观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以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问题之一，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者集资，是否还有骗与被骗的相对方，是否还符合集资诈骗罪的诈骗特性。这一问题也是近年来所认定的集资诈骗案中诉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

　 集资诈骗中的骗与被骗，也就是行骗方与被骗方。集资诈骗来源于传统的诈骗，其犯罪构成的基础也同样来自于传统诈骗的犯罪构成，只是诈骗方式不同而已。因此任何一个集资诈骗都应当存在行骗与被骗这样两个相对的方面，如果缺少其中之一，则很难想象还有集资诈骗犯罪的存在。一般而言，集资诈骗的事由无非是项目的开发或者建设需要资金，根据《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集资诈骗的行骗一方应当具有虚构投资项目、集资用途，或者隐瞒实际集资用途真相的欺骗行为，从而获取被集资者的信任，“自愿”交付财物给集资者。此种行骗与被骗在传统的集资诈骗中相当分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在无锡的邓斌非法集资案，即为此种双方对应关系的最好写照。

　 但是在吴英集资诈骗案中，这种骗与被骗已经相当模糊。从集资者的角度看，能够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这些专门从事资金的生意人处集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集资者并不需要以虚构投资项目的方法获得集资资金，其能够吸引这些资金的最大吸引力是高额回报。我们看到近年来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非法集资案，许多资金拥有者或者本身靠吸存方式获得大量资金的人员专注于以钱生钱，以钱赚钱的经营活动。在一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急需资金时，就会有大量的社会资金蜂拥而至，包括民营资金，包括吸存资金，甚至包括银行资金。而当企业形成规模时，大量的高利贷者的资金和非法吸收存款的资金更是争先恐后地出借给这样的企业。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资金汇聚到那里，并不是集资者有多大的行骗能力，也不是集资者资金投入的项目以及该项目本身所具有的潜在营利能力，而是借款的高额回报。可以说，向非法吸收存款者集资，集资者根本不需要用虚构投资项目，或者隐瞒集资用途的方法来获取资金，易言之，对此类人员的集资，集资者无需实施行骗行为。

　 同样，从被集资者角度看，被集资者也没有被骗。在上世纪90年代的非法集资案件中，我们都能够从一个非法集资案看到几十甚至数百个直接被骗者，许多人因为参与集资，把仅有的有限家产投入集资中，最终导致家财尽失。而在今天的集资诈骗案件中，却很难看到有如此之多的直接受骗者。在吴英案件中，被集资的对象多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人员，也就是专事资金生意的人员。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为集资对象的非法集资案件的基础都是一个层叠的借贷塔，从较低回报的借贷转向中高回报的借贷，从中高回报的借贷最终向最高回报的借贷转变。普通民众的钱款被以高于银行利息的非法吸收存款者吸存，而非法吸存者又把所吸存的钱款转到回报更高的所谓集资诈骗者手里。这些专事资金生意的人，并不在乎集资者的投资项目，也不在乎投资的收益有多少，实际上只在乎集资者能够给予多少高额的利息。事实上，如此大量的资金被吴英集资过去，岂是一般的虚构投资项目所能够骗得了的？因此如果把这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人视为吴英集资诈骗案的被骗人，那么刑法的正义性是真的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问题之二，向高利贷或者非法吸收存款者集资，其被骗者是否可以包括被吸收存款背后的普通百姓。也就是说，行骗与被骗是否仅限于直接的相对方，还是可以包括间接的骗与被骗。在吴英案中，有不少观点针对被集资的多是非法吸收存款的人，故质疑吴英是否具有诈骗行为。为此有观点认为，像林卫平那样的非法吸收存款人的4.7亿元资金来源于数量甚多的普通百姓，意思也就是说这些被非法吸收存款的普通百姓是本案的被骗人。这种说法无疑在刑法上提出了有关间接行骗和间接受骗是否成立的问题。

　 应当肯定，骗与被骗总是相对的，并且是直接的，间接诈骗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无论何种诈骗总是发生在行骗人和被骗人之间，行骗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上当受骗，“自愿”交付财物给行骗人。在这种相对的交互关系中，既有行骗人对被骗人的行为（虚构和隐瞒事实），又有被骗人对行骗人的行为（接受欺骗，交付财物）。因此要形成这种交互关系的诈骗，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其一，行骗人与被骗人有过接触，这是骗与被骗得以形成的基础。其二，行骗人向被骗人直接的行骗，即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骗人相信行骗人所说为真。其三，被骗人在对行骗人的谎言信以为真后，将财物“主动”交付给行骗人。

　 现代诈骗尽管方式多样，但仍然无法改变诈骗所固有的骗与被骗的交互关系。如电信诈骗，可能改变传统的面对面的骗与被骗，但即便没有面对面的接触，至少也有如电信诈骗中的言语接触。再如类似票据诈骗那样的三角诈骗，可能产生被骗人与被害人的分离，但是骗与被骗的双方还是仍然相对存在的。间接的诈骗因为缺乏骗与被骗的直接的交互关系，也就意味着行为人不可能对之实施行骗行为，没有直接的行骗对象，也就没有直接的被骗人。在吴英案件中所产生的向非法吸收存款者的集资，吴英作为行骗人一方，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背后的普通百姓既没有直接接触，更无法直接对之实施欺骗行为。同样，这些被非法吸收存款的普通百姓因为没有与行骗人接触，当然也不可能受到行骗者的欺骗，故而也不可能将他们的钱款因信以为真而直接交付给行骗人。因此间接诈骗的观点缺乏诈骗所必须具有的交互关系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则将使实践中的诈骗无限延伸，骗银行的钱就是骗我们无数在银行存款的人的钱，骗公司从银行借来的钱款，也就是骗银行的钱款。

　 三、集资诈骗中是否存在被害人的思考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为被集资对象的集资诈骗中还有没有被害人，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如果确定被集资者为被害人，则刑事司法的活动本身应当负有查封犯罪人相关财产，并将财产返还被害人的义务和责任。甚至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被害人的身份所决定，被集资者可以依法参加诉讼，行使刑诉法赋予的许多诉讼权利，包括自己或者聘请律师参加庭审，主张对犯罪人进行刑罚处罚，要求返还财产等。

　 笔者认为，在以非法吸收存款者为集资对象的集资诈骗犯罪中，不可能存在被害人。所谓被害人，也就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可能是其人身被侵害，也可能是其财产被侵害。集资诈骗的客体包括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能够由此产生的侵害无非是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和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金融管理秩序是抽象的，对之侵害不可能产生具体实在的被害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具体的，对之侵害可以产生具体的被害人。在集资诈骗犯罪中，所能够存在的只能是财产所有权被侵害的被害人。然而在以非法吸收存款者为对象的集资中，这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本身也是违法行为者，尤其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的行为本身还应当受到刑法的惩处，如吴英案中的林卫平，既作为违法犯罪者，同时又成为被害人，这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想象的。

　 一般看来，在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为对象的集资诈骗中，被害人可能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者背后的普通百姓，真正受到财产损失的是这些将家财参与非法吸收存款的普通百姓，所以，这些人员应当成为此类集资诈骗案的被害人。应当看到，这一结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就是犯罪行为与被害人之间必须具有直接对应性。被害人是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人身或者财产的直接受害者，超出直接对应范围的受害人不能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如犯罪人盗窃正在使用中的架空电线，直接使国家电线财产受损，间接也使广大民众因断电而受损害。其中国家电线的管理者是该案的被害人，其他间接受断电之害的民众不可能成为该案被害人。如果这种间接受害者也作为破坏通讯设施案的被害人，相信没有哪一个司法机关能够接受这样的被害人群。非法吸收存款者背后的普通百姓，违反法律参与非法存款活动，本身是否能够成为被害人就值得考虑。即使能够成为被害人，也只能是非法吸收存款案的被害人，而不可能成为集资诈骗案的被害人，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集资诈骗案的直接被害人，至多是集资诈骗案的间接受害者而已。

　 四、结语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25号


《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5月21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

市 长



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

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建立和严格实行城市绿线管理制度，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实施，加强城市绿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主要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等范围控制线，分为现状绿线和规划绿线。

现状绿线是指已经建成的各类城市绿地范围界线；规划绿线是指规划确定的各类城市绿化用地以及根据规划需要控制的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控制线。

第三条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线的划定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线的划定。并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城市绿线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应确定城市绿化目标和布局，规定城市各类绿地的控制原则，按照规定标准确定绿化用地面积，分层次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等布局，发挥城市绿地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生态功能，景观效果，突出地方特色。

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是城市绿线划定的主要依据。

第六条下列区域应划定城市绿线：

（一）现有的和规划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风景林地、道路绿地等；

（二）城市规划区内的河流、湖泊、山体等城市生态控制区域；

（三）城市规划区内的风景名胜区、原生植被及园林文物、古树名木规定的保护范围等；

（四）其他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

第七条城市绿线的批准、调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实施。

第八条批准的城市绿线应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九条城市绿线范围内的现有绿地和规划绿地，由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编制现有和规划绿线控制图则，建立数据库，严格管理。

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规划绿线控制图则，编制分期实施计划，完成规划绿地建设。

第十条城市绿线范围内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等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公园设计规范》等规定的标准。

建设工程的配套绿化应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明确绿地布局，划定绿地范围界线，经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未达到核定配套绿化要求的，不予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第十一条城市绿线范围内的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作他用。

有关部门不得违反规定，批准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建设。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城市绿线范围内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临时占用期满后，必须退还。

在城市绿线范围内，不符合绿地系统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第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第十三条市规划、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定期对城市绿线的控制和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改变城市绿线内土地用途、占用或者破坏城市绿地的，由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罚。

第十六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城市绿线监督管理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关于《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说明





一、制定《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必要性

（一）是严格实施城市绿化规划控制的需要

贵阳市地理环境主要是山地，城市特点为“城中有山、山中有城”，城市规划布局为中心区、小河片区、白云片区、金阳新区、三桥马王庙片区、花溪片区、二戈寨片区、龙洞堡片区、新添寨片区九个片区，城区各类现状绿地面积为201.5713平方公里，绿化覆盖率达到40.47%。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高速增长，城区可用建设用地日趋紧张，侵占现有绿地、挤占绿化控制区域的情况时有发生。随着市委、市政府“环境立市”战略的提出，对如何保护好城区现有绿地，合理规划配置建设用地，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达到各规划片区之间以绿色空间隔离，绿地面积逐年增加的目的，运用法制手段，依法保护各类现状绿地，依法分期实施规划绿地建设，制定《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显得极为必要。

（二）是有效实施城市绿线管制的需要

城市绿线划定的主要依据是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化。城市绿化的建设发展，如果不实施严格的绿线管制制度，划定明确的绿地范围控制线（即绿线），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将会无序和混乱，可能出现以牺牲绿地为代价发展城市建设的情况，违背“环境立市”战略。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确定贵阳市绿线管理制度，规范城市绿化规划布局，明确绿线控制，合理配置各类绿地，才能实现城市绿化建设的逐年增长。

（三）是建设国家级园林城市的需要

贵阳市确定“环境立市”发展战略以来，城市绿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荣获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省级园林城市”荣誉称号，要使我市城市绿化建设更上一层楼，达到国家级园林城市的标准，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绿化法规体系，制定绿线管理方面的法规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政府规章，明确职责，强化监督和管理，实施严格的绿线制度，尽早实现建设国家级园林城市的目标。

二、起草的过程及立法依据

（一）起草过程

2003年市政府下发的《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管理的意见》中强调“严格实行城市绿线管制制度，绿线范围内的土地严禁改作它用”，对绿线的划定和绿线的管理提出了立法要求，我们将制定《贵阳市绿线管理办法》纳入议事日程。并派员前往石家庄参加全国绿线管理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其他城市绿线划定和管理经验，着手筹备《办法》的起草。 2006年，贵阳市申报创建全国园林城市，《办法》的起草显得更加紧迫，起草小组拟出征求意见稿后在林业绿化系统内征求意见2次，修改3次。2007年4月29日、5月14日召开规划部门参加的论证会，听取相关意见，起草小组采纳了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对《办法》再次进行修改，经市政府法制办审查、修改，最终形成办法（草案）送审，并经2007年5月21日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二）立法依据

《办法》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以及建设部《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参考省外绿线管理立法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绿线的性质

绿线是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包括城市各类现状绿地、规划绿地和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都必须明确其范围、界线，才能有效控制和管理，其用地性质不能随意改变，要保卫好这条城市绿化建设的生命线，就必须确定绿线的性质。因此，《办法》设第二条、第十一条予以明确。

（二）关于执法主体

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绿线划定和监督管理的执法主体，负责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城市绿线的具体划定、城市绿线的监督管理、规划绿地建设的分期实施等具体工作。因此，《办法》第四条、第五条予以明确。

（三）绿线的划定、批准和公布

城市绿线是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进行确定，其审批、调整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的绿线，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才能保证绿线的法定地位和权威性。因此，《办法》设立第七条、第八条予以明确。

（四）城市绿线控制图则的编制

城市绿线范围的现状绿地和规划绿地，要掌握其是否减少、增长，是否遭破坏、侵占等动态情况，就必须进行登记造册，并编制绿线控制图则，建立数据库进行严格管理。其中，绿线控制图则是最直观和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因此，《办法》设第九条予以明确。

（五）建设工程配套绿化的监控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是城市绿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工程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过程中审查配套绿化，明确绿地布局和范围界线，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并对未达到配套绿化要求的，不予办理竣工验收手续，这样环环相扣做好事前和事后监督管理，才能使建设工程配套绿化落到实处。因此，《办法》设立第十条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