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学前教育管理条例
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合肥市学前教育管理条例
（2009年10月31日合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9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前教育管理，提高保育与教育质量，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是指对学龄前儿童实施的保育与教育。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机构，是指幼儿园、托儿所及其他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保育与教育的机构。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设施，是指用于学前教育的房屋、场地和其他配套设施。
第三条 学前教育应当遵循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体、智、德、美诸方面的教育，促进其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公布并实施学前教育发展规划，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举办发挥示范作用的学前教育机构。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各种形式依法举办学前教育机构。
第五条 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工作，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学前教育的日常管理工作。政府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学前教育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
第二章 设立与审批
第七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符合本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符合规定标准的固定场所和配套设施；
（三）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保育与教育人员。
第八条 申请设立学前教育机构，举办者应当向所在地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地点、环境、设施、设备及布局方案；
（二）举办者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
（三）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
（四）拟聘用工作人员的资格证明、健康证明；
（五）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场地证明和必备资金证明；
（六）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证明；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在十日内核发行政许可证照；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说明理由。
未经行政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举办学前教育机构。
第十条 学前教育机构取得办学许可后，应当依法到相关机关登记。
第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到原行政许可、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终止办学的，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妥善安置在学儿童，原行政许可、登记机关予以注销登记。
第三章 保育与教育
第十二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年龄段招生。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客观真实，并事先报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与班额设置，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学龄前儿童入学应当在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保健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凭健康检查证明等资料办理入学手续。
学前教育机构每年应当按规定对在学儿童组织体检。
第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安全、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学龄前儿童各方面发展的需要。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学龄前儿童的实际状况，合理选择教育内容与方法，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不得违背学前教育规律。
第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尊重、爱护学龄前儿童，严禁歧视、侮辱、虐待、恐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龄前儿童。
第十六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教师、保健员、保育员等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或者条件。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并每年进行健康检查。慢性传染病、精神病患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其他疾病患者，不得在学前教育机构工作。
第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和卫生保健制度，严禁设置威胁学龄前儿童安全的建筑物和设施，严禁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和用具，严禁组织学龄前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和无安全保障的其他活动。
学前教育机构的房屋、活动场所、设施、设备、交通工具等有可能发生危险时，举办者、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第十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制定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流行等突发性事件时，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妥善处置，并及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得瞒报、延报和漏报。
第十九条 鼓励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面向家长开展多种形式的早期教育宣传、指导等服务，促进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乡（镇）人民政府、城镇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学前教育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和社团开展学前教育活动。
第四章 经 费
第二十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经费由举办者依法筹措，保证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学前教育机构可以依法接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第二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收取保育与教育费，但不得跨学期收费。
第二十二条 公办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与教育费实行政府定价。
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依据办学成本，合理确定保育与教育费标准，报所在地物价和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公布执行。
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备案应当提供备案报告和定价测算资料。物价部门应当依法审查备案资料，对不符合备案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
第二十三条 学前教育机构为在学儿童提供就餐服务的，可以收取伙食费。
收取的伙食费应当全部用于在学儿童伙食，不得克扣、侵占，并按实际核算成本每月结算，张榜公布。
第二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应当开具税务或者财政部门核发的票据，组织在学儿童体检代为收取的费用，应当提供医疗机构开具的合法票据。
学前教育机构所收费用应当全部纳入机构资金账户，逐项设立科目，独立核算，专款专用。
第二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收取与学龄前儿童入学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等，不得用收费兴趣班、实验班等活动代替正常教育教学活动。
第五章 学前教育保障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规划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和本市配套建设学前教育设施的有关规定，合理布局学前教育设施。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和国家建设标准，同步配套建设学前教育设施。属于政府投资的，应当在竣工验收后二个月内移交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学前教育设施的用途，不得侵占、挪用、损坏学前教育设施，不得在学前教育机构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影响学前教育机构通风、采光的建筑和设施，不得干扰学前教育机构正常的工作秩序。
第二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学前教育设施，按照中小学建设减免费用的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学前教育机构缴纳的水、电、燃气和物业管理等费用，执行中小学校缴费标准。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扶持农村和社区的学前教育机构，培训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奖励优秀学前教育机构和工作人员，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或残疾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第三十条 县（区）人民政府每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应当按不低于5%的比例安排学前教育经费。
第三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依法保障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并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三十二条 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在教研活动、等级评定、人员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学前教育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定、教育科研项目的申请、评优、科研成果鉴定等方面，与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享有同等权利。
第三十三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前教育管理信息平台，公布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考核评估等信息，公布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机构基本情况、收费情况、接受政府资助和奖励、社会捐赠、财务审计结果等信息。
第三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对学前教育发展规划的制定与落实、经费的投入与使用、保育与教育质量、管理水平、教师待遇等事项进行督查，并纳入年度教育工作督导考核范围。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学前教育机构条件的，可以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举办者承担赔偿责任。
被责令停止办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前教育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责令限期整顿、停止招生、停止办学：
（一）房屋、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的，妨害学龄前儿童身体健康或者威胁学龄前儿童生命安全的；
（二）工作人员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或条件的；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学前教育规律，损害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前教育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一）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的；
（二）擅自变更学前教育机构许可登记事项的；
（三）擅自终止办学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依法处理：
（一）克扣、挪用学前教育机构经费的；
（二）克扣在学儿童伙食费的；
（三）组织在学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和无安全保障的其他活动的；
（四）改变学前教育设施用途的；
（五）侵占、挪用、损坏学前教育设施的；
（六）在学前教育机构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影响学前教育机构通风、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
（七）干扰学前教育机构正常工作秩序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前教育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收取与学龄前儿童入学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的；
（二）用收费兴趣班、实验班等活动代替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
（三）所收费用未实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规划和标准配套建设学前教育设施的，由规划和国土行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学前教育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0年2月1日起施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拆迁工作大面积展开，因拆迁而带来的收益使出让方发现了其原有房屋的巨大升值潜力，出让方因而反悔，并以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为由，要求受让方返还房产。因此，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纠纷呈激增态势。农民宅基地上房屋的转让，系由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本文仅就宅基地上房屋买卖行为作较为粗浅的探讨。
一、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的若干情形
农村村民因另有住房、住房空闲或农转非迁出等原因，将其自己宅基地上所有的房屋自行处分。从受让方的主体特点上看，包括城市居民、外村村民、本村村民。因本村村民之间买卖房屋，其当事人双方毕竟没有脱离本集体经济组织，一般争议不大，进入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的较少。目前主要争议仍在城市居民和外村村民购买房屋的效力问题上，主要形式表现在：
1、城市居民取得农村村民宅基地上房屋的方式：有依据继承、赠与等行为取得的；有因农转非后仍继续持有的；有依据买卖协议取得的；有购得诉争房屋后又将房屋转卖本村村民或外村村民的；也有转手卖给其他城市居民的。
2、外村村民取得本村村民宅基地上房屋的方式：这种情况包括不同省份、市区之间，乃至同一区县不同村镇之间的房屋买卖情形。除单纯的买卖行为外，还有转让后该买方的外村村民又与本村村民结婚的；有为规避法律以本村他人的名义购买房屋实际居住的。由于土地所有权人不同及审批权限不同，现有诉争的买卖协议上可见从村委会到乡政府盖章确认的多种形式，更以无任何组织确认的情况居多。从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属变化上看，诉争房屋转让过程中及其后，宅基地使用权多以未发生改变为主，也有受让方取得行政机关核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的情况，有取得建房批示许可以及诉争土地被征为国有的情形。
由于现有法律规定不够完善，不够详尽，房屋土地管理行政机关又处于以不予核发证书为手段的消极管理状态，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对宅基地上房屋买卖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存在诸多争议。
二、外村农民购买本村宅基地上住房的效力
关于外村村民能否购买宅基地上房屋的问题，房屋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认为：根据的相关规定，是不允许农民将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及房屋卖给外村农民的。其法律依据为1999年《土地管理法》的第43条规定，该规定的内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房屋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由此规定引申出只允许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
关于如何理解这些规定的含义，普遍的观点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使用本集体经济的土地办企业或建住房，但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因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农民之间的宅基地上的房屋转让应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即使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转让亦应经法定机关审批方为有效。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农民之间房屋买卖应为无效。
当然，对此也有相反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目前已有的规定都没有明确禁止非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的宅基地上的房屋转让行为，从土地管理法及北京市等地方性规定中得出禁止该类转让行为的结论，只是一种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和引申，该结论并不准确。因此，不能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从法律条文中当然理解并引申出禁止某类民事行为的含义，并加以广泛适用。根据农村三级所有的所有权状态，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及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对其所有的集体土地享有相应的处分权。对于宅基地上的房屋转让行为，只要诉争土地的所有权人表示同意即可，严格的限制流转不符合客观存在的人口流动状况及社会发展的趋势。
三、宅基地上房屋转让的审批权限
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38条规定，“农村居民建住宅，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1999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第62条则修改为：“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从目前讼争房屋转让协议中反映出的情况可见，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转让行为有经乡政府相关部门盖章确认的，有经村委会盖章确认的，也有当事人之间自行签订协议转让的。整体上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对于乡、村两级的确认行为，其效力是否相当，当事人则各执一词，意见不一。
关于宅基地上住房转让的审批权尚未见明确的法律规定，1986年及1999年《土地管理法》的不同规定，仅表述为农村村民建住宅用地，并未明确规定为转让行为的审批权。但土地管理法中审批权限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来的倾向却是集体土地的管理趋向严格。
四、司法实践中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主要适用《合同法》，而合同法的基本精神是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农村房屋买卖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而目前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关于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规定皆为禁止性规定，而不是强制性效力规范，不能以此确认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而房屋出卖方在违规出卖房屋获得利益后，因土地升值、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如确认此类合同无效，将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的社会根基，违反诚实信用的卖房者获益，而遵守诚实信用的买房者却蒙受损失，卖方赢得了诉讼却要承担高额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而买方获得了赔偿却要面临腾房搬迁。
在我国房屋被赋予了很多社会意义，房屋不仅是居住场所，也体现为居住人的财产、社会依附关系。尤其是房屋买卖大多发生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经过多年的经营，房屋买受人对涉案房屋已具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确认合同无效意味着买受人稳定的生活将面临巨大改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并且大多买卖行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卖人交付了房屋，买受人入住并支付了房款，很多办理了房屋登记变更或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甚至房屋已经过装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为。因此，需要认真审查房屋买卖的现实情况，包括合同履行、房屋的权属、是否经过登记、有无翻建、是否具备腾房条件等。
在实践中要全面考虑到合同无效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影响，尤其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差异受到的损失，来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对于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利益，而恶意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应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判决要以“有利于妥善解决纠纷、有利于规范交易行为”为指导，起到制约农民审慎处分自己房屋的积极效果，以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五、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认定上应当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法官在认定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上应该从以下角度出发，综合予以考虑：（1）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2）卖房人的现有居住条件；（3）该房产项下的土地使用权性质；（4）房产交付的实际情况；（5）房产的增值效应。正是基于以上各个方面的考虑，对于认定为无效的合同应该严格限制，即使认定为无效合同也应当同时应当符合以下要件：(1)不是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2)没有办理任何的审批手续，包括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中的任何一样；(3)土地使用权仍然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的性质没有任何的改变；(4)卖方没有自己的住处，如果不返还可能对出卖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造成极大的影响。
当然，在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上，由于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情况，不可能一两个原则就能应对包罗万象的案件。因此，对一些特殊情况，还需要法官讲究审判策略，做到既合乎法律，又兼顾习俗和人情。具体而言：
1、对于已经办理土地、房屋过户手续的合同。法律对于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实行的是严格限制的原则，结合转让的现实问题，如果行政机关已经办理了相关产权手续，应当视为行政机关已经批准了房屋和宅基地的转让，既然行政机关已经批准，那么也是应该认定该转让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但是现实中很多案件都是只办理了房产证或者土地证中的一个，对于只办理土地证件的案件，笔者认为房屋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之上的，土地使用权是房屋所有权的基础，没有土地使用权何来的房屋所有权，既然行政机关已经批准了购买者具有了该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应该认定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在可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去完善相关手续。对于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因为买房人对于该房产项下的土地没有使用权，也没有得到相关审批机关的审批，因此可以认定无效，否则就会损害集体对于该土地的使用权，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2、对于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因为集体成员本身就是该集体的一员，对于该房屋下的土地使用权本身从宏观上就享有，因此不应该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只要是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间的购买行为，都应该认定买卖合同有效。在该类案件的纠纷中有人主张对于买房人如果已经有一套房屋，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的相关规定，认为再次购买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该认定该买卖行为无效。笔者认为该观点是不正确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仅仅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不能申请两处以上的宅基地，而没有说明一户不能拥有两处以上的宅基地，如果不允许拥有两处以上的宅基地，那么就不能解决农民死后房屋的继承问题，因此该观点是不正确的。
3、对于原来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现在已经变为国有土地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为制约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问题主要是由土地的使用权性质决定的，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主要是通过审批的方式取得的，农民支付的相关费用很少，被认为是国家给予农民的一项福利政策，因此具有一定的专有性和独享性。如果土地的性质已经改变，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了，该专有性和独享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制约合同无效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应该允许自由交易。对于发生在土地性质改变以前的买卖行为应该怎么处理，有人认为合同无效应该自始无效，不能因为后来客观事实的改变而改变合同的效力问题，签订合同时只要无效，不管以后怎么变化该合同还是无效的。笔者也不同意该观点，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许多的司法解释对该类合同进行了相应的规定，都是规定在法院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只要补办了相应的手续都会认定合同有效，因此对于该类买卖合同，因为土地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制约无效的客观原因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也不能认定该买卖行为是无效的。实践中不少法院处理的同类案件时也是采取同样方式做出的判决，取得了不错的司法和社会效果。
4、对于原来属于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买房者购买民房后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或者变成另外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买卖房屋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因为原来属于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们之间的买卖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不能因为户口的变化而改变合同的效力，否则城镇户口的居民也就根本无法解决继承农村父母的房产问题了。